跨国原创发烧女声大碟《爵色苏联》
正如王蒙先生感言的那样，“我感动于俄罗斯的情，俄罗斯的纯，俄罗斯的傻”，苏联情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一代人中是无法抹去的情结。而随着老大哥苏联时代的早已远去，这种深深的情愫像陈年老酒一样，在人们心中越酿越浓、越浓越醇。
普罗艺术在成功地掀起蒙族音乐全国热潮后（录制推出震惊全国的歌曲《吉祥三宝》，布仁巴雅尔发烧专辑《天边》，英格玛原生态专辑《乌兰巴托的爸爸》以及贺西格马头琴音乐专辑《归来的马》），又喜遇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蒙古国歌手——巴雅尔其其格，其清澈静雅的歌声很快就促成了这次跨国音乐合作。其其格虽为蒙古国人，但她从小在苏俄文化背景的熏陶下生活，操着一口非常地道的俄罗斯口音，她演唱的俄罗斯歌曲别有一番味道。普罗艺术和其其格一拍即合，将苏联经典歌曲进行别致地再创作，便有了这张融入爵士乐和波萨诺瓦多种曲风的唱片——《爵色苏联》。
“再见苏联”有双重意义。一是，苏联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在向逝去的美好时光挥手告别，这告别满含痛苦，却如此现实，深情难舍。因为苏联诗歌、苏联小说、苏联歌曲、苏联绘画、苏联舞蹈、苏联姑娘、苏联精神、苏联技术、苏联的英雄人物、甚至苏联霸权、苏联阴谋等等与这位老大哥相关的一切都曾对中国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是无法忘却又必须面对的告别。王蒙的《苏联祭》，其创作背景可能就来自那些在战争的炮火中、在和平年代的硝烟中抒写青春的一代人的心之情结吧。其二，“再见苏联”似乎也并非建立在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之上，它传递给王蒙的后代——渐渐远离并对苏联逐渐陌生的年轻人，苏联对于他们仅仅是一种远去的社会制度和斯大林坚硬的胡须，或者是广袤的西伯利亚、浓烈的伏特加、神秘的叶卡特琳娜二世、白银时代、加林查和伏尔加汽车……等等，这些碎片式的信息在一片红色的笼罩下散发出一种别致的诱惑，这意味着某段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但毕竟是过去而非现实或未来的理想参照。但无论如何，谁也不可否认，苏联，它的历史、文化、艺术给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或社会在官僚体制、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深远的、无法摆脱的、挥之不去的。
“再现”不是“镜像”，而是一种“复生”，专辑中久远的苏联歌曲（当然包括少部分的民歌和新作品）是以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思考方式和表现手法去诠释，甚至波普化。由于更多进入的是一种轻爵士色彩的音乐样式，专辑最终被命名为《爵色苏联》，这也标明了一种崭新的审美理念。但其丰沛的情感丝毫没有减损，反而更加具有渗透力，这样一种弥漫出来的力量，一定能让王蒙们和王蒙的后代们在愕然中平添些许的惊喜。
主唱歌手巴雅尔其其格是一位美丽的蒙古国姑娘，由于生长在苏俄文化的背景下，操一口纯正的俄语也是理所当然。很长时间，蒙古都在苏联的羽翼和阴影之下。苏联人帮助蒙古实现独立，却也控制和左右了蒙古的军事和意识形态。上个世纪中叶，蒙古真正进入了所谓的“俄风”年代，从建筑、音乐到服饰等等都烙着苏联印记，甚至连蒙古文字也遭灭绝，取而代之以一种脱胎于斯拉夫文的新蒙文。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人还采取了类似于数百年前蒙古控制高丽的手法，一方面在蒙古党政干部尤其是青年干部中扶植亲苏势力，另一方面与中高层干部大搞政治联姻，实施“枕头战略”。比如，从1952年起掌权蒙古三十二年之久的泽登巴尔的妻子就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加托夫之女。当然，随着苏联的解体与式微，以及蒙古的民主化进程和外交政策的转变，笼罩在蒙古天空的阴霾正在消散。
然而，音乐无国界，音乐永远流传，那些苏联时代的歌曲比纪念碑更加巍峨，成为岁月的烙印，经过巴雅尔其其格清澈歌喉的润泽，重焕活力，竟能如此打动人心。她的嗓音传递出了一种正在消逝的感觉，其中有对俄罗斯优美自然风光的真挚赞颂，还有俄罗斯人的崇高精神在我们记忆中的苏醒。
俄罗斯人有着炽烈的情感，他们热爱并眷恋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1939年，尽管这个国家在遭遇“大清洗”，俄罗斯天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还是带着孩子回到了苏联，不久她的丈夫和女儿就在大清洗中被捕失踪了，1941年她被流放到遥远的内地，并以上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即使诗人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1958年《日瓦戈医生》一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遭遇到苏联政府的抵触，并受到被驱逐的威胁，帕斯捷尔纳克亲自写信给赫鲁晓夫，请求不要强迫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由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干预，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苏联，有太多牵动我们的故事与旋律，逝者如斯。所幸有了巴雅尔其其格，令红色成为一种极致的温柔，慰籍人心，令苏联离我们并不遥远。
部分歌曲介绍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电影《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插曲）
此歌于1959年获列宁文艺金奖。
这首歌最初原是1956年上映的文献记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中四首插曲之一，当时反响并不大。后来在电台里播放。开始受到人们的喜爱。第二年，1957年7月底，莫斯科举行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这首歌夺得歌曲创作比赛的最高奖——金质奖章，于是它被各国青年带往世界各地，开始了全球旅行，被译成多种语言到处传唱。
195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国际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一等奖的获得者——美国的青年钢琴家范·克莱本在告别音乐会上激动地弹奏这首歌的钢琴改编曲，向莫斯科人告别。法国著名的作曲家兼歌手弗朗西斯·雷马克把这首歌另填上法语歌词，取名《春天的铃兰》，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唱。
索洛维约夫—谢多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始终认为：歌曲的复杂或是简单，是并不重要的，终究不是因为这点才受人喜爱。只有当人们在歌曲里寻找自己生活的旅伴，自己细想和情绪的旅伴，这样的歌就会受人欢迎。”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所以广泛流传的秘密也在于此。
遥远的地方 REMOTE PLACE
这首歌曲最初是写给女声唱的，内容是写内地的姑娘怀念驻守在远方边疆的战士。以后，苏军红旗歌舞团把它列为演出节目，因为歌舞团都是男声，于是要求诗人阿·丘尔庚另写一首新词，写边防战士怀念远方家乡的亲人。这就是现在发表在这里的歌曲了。
灯光 THE LIGHT
米·伊萨科夫斯基的这首诗，原标题是《歌》，最初发表在1943年4月19日的《真理报》上。诗刊登后不久，许多专业的和业余的作曲家，如布朗介尔，米玖申，马卡罗娃、什瓦尔茨，丘古诺夫，尼基坚柯等人竞相为之谱曲，并且在音乐会上和广播里演唱，有的还录制成唱片。然而最终流传下来的却是这首佚名作者所谱写的歌曲。据苏联著名音乐学家伊·涅斯梯耶夫考证，这首佚名作者的歌曲最早是在1944年夏天的第一和第二乌克兰战线流传，它在音调上和尼基坚柯（驻守在喀琅什塔特要塞的一位红海军手风琴手）写的歌曲比较相近。
歌曲的旋律朴素简单，是一首略带感伤的探戈曲。后来人们又借用这个曲子填上不同内容的新词，现在在苏联国艺文艺档案馆内保存着的《灯光》的不同歌词不下二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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